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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风景线:“纳顿”——多元文化融合的艺术

来源: 青海日报    发布时间: 2012-11-23 09:55    编辑: 王易

  “纳顿会”的最后程式是巫仪“跳法拉”又谓之“神汉”。土人视“法拉”为二郎神弟子,表演中不用面具,“法拉”手执法器,身披法衣,两腮插钢刀或鼻、目、耳、舌、肩、乳插钢钎,又舞又跳继而进入狂迷状态,口吐白沫,目光呆滞,神灵附体并代神宣谕,众人呼号应和领受神谕。仪式结束时“法拉”向神献祭,感谢神灵护佑并舞以送神。一天中的“纳顿”会宣告结束,邻村人则开始准备第二天的“纳顿”会。

  通过对民和三川“纳顿”艺术的考察和形态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这种“仪式性”戏曲艺术发生、发展的轨迹,以及这种面具表演的形态特点和历史文化心理特征的结成。

  首先,民和三川“纳顿”艺术是一种典型的北方草原萨满教“交感巫仪”与青藏高原喇嘛教“神佛傩舞”的观念与形式融合。

  “交感巫术”的思维作为一种原始宗教信仰的产物,在其意识中赋予万物“灵”的精神和内在生命,并认为这些“灵”的精神实体控制着自然与生命的繁衍和变化。而通过实施特定的巫术仪式可以实现与万物“灵”之间的沟通。“交感巫术”的思维普遍存在于人类发展的初期,而源于东胡草原阿尔泰民俗文化中的“萨满教”就是一种典型的“交感巫术”。萨满通过交感巫术的实践,以试图实施对“灵”的控制,从而直接作用并决定现实生活的结果,并由此带来大量模仿性行为和带有强烈节奏的仪式性舞蹈。而青藏高原喇嘛教中的“神佛傩舞”除了宣传佛教思想中“诸法无常,诸法皆空”等基本教义外,尤其重视宗教祭舞的驱病除疫、保泰安民、祈年求丰的现实生活功能,并赋予面具艺术既古朴又具有象征、夸张的戏剧性思维,使信仰主体在宗教舞蹈的观赏中享受戒律所带来的平和与安定。河湟土族生活中的“纳顿”仪式歌舞中,“法拉”的跳神和祖先的“祭仪”祟拜方面仍旧保留着土族先民们浓郁的萨满遗风,实现着仪式沟通人神的祭祀功能。另一方面,高原神佛文化中的驱邪纳吉、祓除不祥则通过面具艺术的夸张与象征以及舞者表现与群妖搏斗的胜利,并以观众的大量参与来完成现实生活中的驱邪避害的心理需求。在“纳顿”的各项表演中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相反在仪式的进程中这二者常常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萨满的导引和神佛文化的庄严与崇高构成了“乡人傩”仪式性活动中密不可分的“二元要素”。

  其次,“纳顿”仪式歌舞的文化内涵是以中原农耕文明为基础的。

  现代中后期,随着汉族堡寨建设的需求,大批汉族军民从江淮、山西、陕西、甘肃等地迁入河湟三川地区,与当地土人杂居、通婚并逐渐融合于土族社会群体中,《民和县志》中对此也有记述。而这种跨地域间的民族融合,地域文化的形态与特征必然会反映在两地的民俗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中。如“纳顿”仪式中所表现的面具舞《三将》、《五将》,其情节取材于元末明初流行的《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演义》,而表演中的人物面具与人物性格塑造以及审美鉴赏中的文化倾向性都显示了中原戏曲文化的背景与延续,这也可以作为“纳顿”文化完善于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佐证。“纳顿”是以祭祀的仪式为核心的,而三川纳顿祭祀仪式中具法力的神祗是宋元以后道教文化兴盛后所塑造的“二郎神”,甚至将“法拉”也视为二郎大神的弟子。“跳法拉”的巫仪就是为了迎请二郎神的附体以宣示神谕,并以舞娱乐二郎真君、舆像出行、狂欢谢神的仪式性舞蹈过程。

  乡人傩戏《庄稼其》反映出明代在中原汉族先进农耕文化的影响下,河湟土人经济形态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向定居从事农耕生产生活过渡的历史记忆。而《庄稼其》中重农轻商观念和对农耕稼穑生活的赞美,以及戏尾处的祭祀社神,酬谢大地恩泽,彰显着农耕文明的伟大胜利。

  第三,“纳顿”仪式从类型上可以归为“中元节”文化中的“跳月”仪式。

  河湟三川“纳顿”会的举行时间集中于七月十五日左右,而在中原文化中,将这一时间的祭祀仪式称为“中元节”。关于“中元节”的荫芽一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夏代甚至更远,崇拜十五的月亮,视月亮为时间、生命之神是远古时代的一个世界普遍性的文化现象。《礼记·祭仪》载“祭日于坛,祭月于坎”,“祭日于东、祭月于西”。《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单于“朝拜日,夕拜月”。远古时期的氏族男女每逢月圆之夜都要集会于外,举行歌舞仪式以庆月亮神的甦生,也就是“跳月”。宋元时代,道风日倡,依道家“三元”之说,(即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三个月圆之日),称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并被作为节日传承下来,按道家阴阳五行学说,月朔(初一)与月望(十五)均是阴阳交感的日子,月朔之日则阳气、阳神、天神、生命神居于主宰;而月望之日则阴气、阴神、地祗、刑杀之神统驭一切。依据这一逻辑推理,祭月神、刑杀之神及祖先亡魂的日子便安置在了月望日。传统说法谓七月十五日祖先灵魂必归家一次,活着的人们不仅要祭享祖先,而且要进行祓除不祥、驱逐疫鬼的“秋禊”之礼,于是祭奠先祖亡魂和驱鬼除疫便成了“中元节”文化中的最主要内容。明清时期的“中元节”文化中又将中秋节习俗中“斋田头”庆丰收、酬农神、谢地母的情节内涵移植到“中元节”文化中,反映到河湟“纳顿”会中便有了祭祖、祭社神、祈年、祭道教二郎神、玉皇大帝等民俗文化情节,以及“打月亮”“团月歌舞”等全民共舞狂欢的民俗传统,宗教的精神也在这种全民性的节庆活动中向世俗化的表演靠拢,并逐渐演变为一种盛大的民间民俗活动事项。(下) (作者:文华)